我国是抗生素生产和使用大国，其背后是医疗机构视抗生素为“万能药”的误读，以及经济利益的强力驱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广大病患在为高昂的药费买单之后，还要承受抗生素滥用之弊。对此，主管部门有必要祭出利器，及时遏制医疗机构的集体“跑偏”行为。
遗憾的是，抗生素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长期滥用会提高病原体的耐药能力，甚至还会催生令人生畏的“超级细菌”。此外，抗生素本身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觑，据统计，我国7岁以下儿童因为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占总体聋哑儿童的30%至40%，而一些发达国家只有0.9%。而农户也发现，长期食用抗生素饲料的动物，一旦生病就无药可医。
即便如此，国内医生依然对抗生素充满依赖情结，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保险思维”。以病毒性感冒为例，这种自愈性疾病需要一周左右康复期，而一些病患对此不甚了解，医生为了避免数天后症状未缓解的病人前来质问，就会通过额外开出抗生素类药物规避责任。显然，医患之间的信任感缺失，客观上助长了抗生素滥用行为。
规范抗生素使用更重要的途径在于改革当下医疗机构的盈利模式，弱化医疗机构与药品销售之间的利益纽带关系。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加成15%的政策，是当下医院重要的利润来源，这种“以药养医”的模式，导致医疗机构滋生了“多开药、开贵药”的冲动。而药企也会暗自支付给处方医生一定回扣，作为多开药的“鼓励”。原本已被滥用的抗生素药品，还要担负重要的“创收”职责。数据显示，国内门诊感冒患者约有75%使用抗生素，外科手术则高达95%。这些抗生素药品的加价部分以及灰色返利进一步刺激了药品的滥用行为。在新《办法》的硬性指标约束下，医疗机构既有财源必然会受到影响，那么引导与鼓励医疗机构走“以技养医”之路，就成为医疗体制改革下一步需要突破的重点课题。换言之，如果没有医疗收入体制改革的配套跟进，限制抗生素使用的文件可能沦为一纸空文，或者让医院无法维系正常生存，总之无法从根本上修正医疗体制中的这一问题。
事实上，抗生素对民众健康的负面影响早已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在美国，民众购买抗生素的手续比买枪更为繁杂;而英国则明文规定，医生不得给患有轻微耳道感染、咽喉痛、扁桃体发炎、感冒咳嗽、鼻窦炎和支气管炎的病人开具抗生素类药品处方。就此而言，即将出台的新《办法》是对国内既有医疗乱象的纠偏，也是对民众身心健康的呵护。需要提及的是，国内抗生素药品滥用现象暴露了当下医患间信任度偏低、“以药养医”盈利模式积弊等问题。只有同时大面积推广基本医院知识普及工作，尽早建立医疗机构“以技养医”新模式，新《办法》才可能收到真正成效。
